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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朝廷砍向长安市中豪商富贾们的这一刀是无可避免，无论上官婉儿再怎么使气闹腾，也只是给夫妻日常增添一点小情趣，并不能影响结果。

    只是这一刀该怎么砍下去，也要讲究一个方法，征收重税虽然是一个最直接有效的方式，但却并不好拟定一个标准。如果做不出一个名正言顺、大众认可的税率方案，对日渐繁荣的商贸氛围也是一大打击。

    李潼需要的是一茬一茬长势旺盛的韭菜，当然不会选择竭泽而渔。财富的过度集中有悖于加快流通的商贸规律，无论投资宅田实业还是奢侈品，对社会发展的推动力都不算大，但也并不是所有商贾都热衷于获利之后扩大生产。

    因此在经过一番讨论之后，朝廷中形成了两种方案。

    第一种就是已经收归国有的宝利行社飞钱汇票业务采取利率年限浮动制，开具出的飞钱第一年抽利百分之八，第二年百分之十，第三年则就达到了百分之十五，以此推动财富的流通。换言之财富若长久的不作流通，那财富就会逐年贬值。

    如今飞钱的便利性与安全性已经得到了广泛的认可，大凡想要进行商贸买卖，便绕不开飞钱。虽然飞钱抽利额度极高，可又远远低于大宗财物远途运输所产生的消耗，安全的保障上更不必多说。

    虽然说可以通过赶在年限之前更换票据以回避高折耗，但飞钱出具的费用就是百分之十，所以在第一年之内就将钱花掉才是最合算的。只有尽快的让钱生钱，才能跑赢存储的高折耗。

    当然这种高利抽取势必会打击时流兑换飞钱的积极性，所以朝廷又留出了另一个方便法门，那就是投资免税。

    在朝廷所规定的一些地点与行业，商贾们只要进行投资、建造工坊，便可以根据投资的本钱规模、用工数量以及产能等数据综合，获得一定的利润退返。

    这样一来，朝廷便可以通过宝利行社的飞钱业务，去影响社会财富的流通速度，刺激民间生产力的发展，将民生百业都纳入统筹之中，也不需要增添更多的冗余机构、增加行政成本，就能让社会资源得到更加有效率的调动。

    第二种则就是定向发售债券，随着张仁愿入朝拜相，被冷落多时的西河行社再次被提上议题。由宝利行社出面作保，西河行社面向民众募集资财，向朝廷支付巨资以换取青海地区各类矿料一定年限的开采权，再由朝廷定向进行回购。

    青海并周边地区不乏矿料的产出，吐蕃军队之所以甲刀坚锐，与此也有莫大的关系。大唐既然已经收复了青海，对区域内资源的挖掘与利用自然也要提上日程。

    可若由官方组织开采生产，不说前期进行的各项投入，单单过程中所产生的行政浪费就会非常惊人。想要杜绝这一情况，又要增加各种监察成本。

    若直接打包发售给民间的团体，非但可以节省前期的筹备与投入，还能直接获取不菲的利润。而且青海不同于内地，运输的成本极为高昂，即便用民力将铜铁开采出来，也不会有大量流入民间的隐患。

    更何况朝廷直接在陇右将这些矿料进行回购，这些战略相关的物资便又重新回到了朝廷的掌控之中。

    李潼也在以此探索一个新的开拓模式，朝廷的武力在前方进行开拓，民间的资源在后方涌入，消化这些新占领的疆域领土。

    如此一来既能削减对外开拓的成本，也能提升兼并融合的效率，使官方与民间的利益取舍高度一致，从而使一系列对外的战争不再流于唐皇好武功的穷兵黩武，疆域越打越大，人民越打越穷。

    不过这样经边的策略毕竟成功的先例经验不多，李潼也比较担心民间对此认可度不高，让西河行社债券发售的情况不够理想。

    除了宝利行社这一金字招牌作保之外，他还决定将这债券与鄯州官造榷场的配货额度捆绑起来。简而言之，只要购买了西河行社的采矿债券，相应的便能获得一定额度的陇右官市配货权。

    这配货权并不是直接参与到官市的交易买卖，而是国中商贾们提供相关商品，由官府按照时价溢出一定的比例进行收购。

    这样一来，就算西河行社的开采力度和回报不够理想，起码还有官市配货带来的稳定收益对冲风险。

    李潼也并不担心商贾们会因为这一系列的投资变得更加富有，毕竟这种财富的增加并不是在原本社会格局里攫取聚敛，而是在新开辟的领域中获取财富的增长。

    归根到底，再怎么豪富的巨商也对抗不了强大的国家机器。朝廷真正在意的也并不是商贾聚敛，而是要完全掌握社会资源与财富的调度与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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